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

社会 2018-10-30 18:42:32

  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径提供了可能。本文尝试使用“行动伦理”这样一个分析性概念,是为了将行动的分析放到结构与原则的框架中进行讨论,即将“行动—结构—原则”整合在一起,使用行动伦理(“行动—伦—理”)这样的名词则是为了引发对中国自身传统的重视,“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差序结构。行动伦理作为切入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维度,是在强调社会研究中行动的意义及其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是在强调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是关乎德性的,而并非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一定是有德性的。

  关键词:研究;理解;中国社会;格局;费孝通;社会学中国化;本土;行动伦理;文化;分析

  在大量的经验研究基础上,许多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开始试图提出基于本土立场的问题,从而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新阶段。以应星的研究为例可以说明这样一个过程。其《大河移民的故事》这样一个堪称典范的经验研究,除了得益于作者在重庆某县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外,其中社会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与作者深厚的社会学理论,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对福柯理论的深入把握极有关系(应星,2001)。此后,在长期研究现象的基础上,应星提出了“气”这样一个既具概括性、又具有独特解释力的本土概念(应星,2007)。这一概念并非来自社会理论的,而是来自对田野经验的体察和概括。在这一点上,这一概念与“乡土派”贺雪峰等人提出的“社会关联”并无本质性的差别(贺雪峰、仝志辉,2002)。事实上,正如应星乡土派的概念不能对接的学术传统一样,“气”这一概念也面临同样的困局。作为一个纯粹从田野经验中生发出的概念,连理论的表述都相当困难。有过相似田野经历的学者更容易感受到“气”的力量,而大部分人则只能在层次去理解。这个“气”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气”到底有什么关系?连接这两种“气”的潜在的、无形的根源和力量是什么?应星随后试图从民间传统的“痕迹”如谚语和地方戏曲中去寻找“气”的实质,这无疑是一种类似于“寻根”的尝试(应星,2010)。但是这种尝试似乎并不成功,这构成了他在此后转向史研究的主要动力。应星的研究展示出谢立中所说的从“对象转换型”到“理论替代型”的清晰过程,只是他并没有满足和止步于提出本土概念以及用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本土概念,而是转入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本土概念的根源和理论生长力。

  学者们从“对象转换型”转向其他本土化类型的原因各不相同。应星的转向可以说是源于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而其他一些学者的转向则直接源于经验研究中所的问题。下面我以费孝通先生的晚年转向作为典型来加以说明。

  谢立中指出费孝通先生晚年有一个“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的努力,以他晚年《试谈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一篇长文作为代表,这也是谢立中提出的第四种“社会学本土化”的类型(谢立中,2017)。实际上,除了这篇论文之外,费先生自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之后,晚年的一系列文章都体现出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即社会学研究应该“中国化”。这种“中国化”不同于以《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所代表的“中国化”径,而是应该通过“文化自觉”,即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费孝通,1997:1),即通过追溯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认祖归”来中国化。费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与他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研究以及民族与边区开发研究的经历有关。在“志在富民”的“行行重行行”过程中,费先生发现,一些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在政策、制度、法律和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这里的人民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外人看不出、说不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线)。这些“真正原因”构成了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的巨大挑战。费先生通过不断的反思发现,自己过去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很难触及这些“真正原因”,他说自己犯了“只见社会不见人”的错误,只重视“生态”不重视“心态”的错误,从而转向对社会学方的反思。这些反思最终成“文化自觉”的思想,指出“社会学中国化”通过“各美其美”以达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能够使中国应对21世纪文明交融和冲突的挑战(周飞舟,2017)。